人间异闻: 沉默双胞胎的隐秘世界, 她们只与彼此交流
双胞胎心理一直让研究者着迷。一个多世纪以来，科学家常借助双胞胎研究来观察遗传与行为之间的关联。双胞胎之间那种身体与心理的黏连感，在人际关系里很少有对照物——就算是同一对父母的兄弟姐妹，也难以复制。June 和 Jennifer Gibbons 的故事之所以被反复提起，正因为它把这种“黏连”推到了极端：坊间甚至流传着一种说法——其中一人的死亡，像是为另一人换来“正常生活”的代价。
她们出生于1963年，因为几乎只和对方交流，被称作“沉默的双胞胎”。
June 和 Jennifer 于1963年4月11日出生在巴巴多斯，没多久随家人迁居威尔士的哈弗福德韦斯特。姐妹俩从小就分不开。她们彼此说话时会用一种很特别的、语速快得惊人的英语，夹着类似土语的腔调，旁人根本听不明白——连父母也听不懂。
更难的是，成长环境并不友好。那时她们是社区里少见的黑人孩子，因肤色在学校遭到欺负。长期的排挤让她们越来越不愿意和外界说话，仿佛把语言也收了回去，只留给彼此一条隐秘的通道。
14岁那年，为了“把她们拉回人群”，家人带她们看治疗师，甚至安排两人去不同的寄宿学校，希望借分开逼她们开口。结果却相反：她们变得更沉默，也更封闭。
治疗师换了一位又一位，依旧没有人能让她们真正与外界建立沟通。分校寄宿的做法更是雪上加霜——分离之后，两人出现近乎木僵的状态，像失了魂一样，退得比以前更深。医生见势不对，最后反而要求家人把她们重新接回到一起。
团聚之后，姐妹俩干脆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过起半自我隔离的生活：摆弄洋娃娃、编故事、排戏给对方看。1979年圣诞节，她们收到日记本，从此把大量情绪和心思都写进纸里，据说每天能写到三千字左右。
这些日记并不温柔。字里行间，她们把这段关系的阴影写得触目惊心。June 写道：没有人会像我这样受苦。和丈夫、和妻子、和孩子都不至于这样；可我的这个妹妹——像一团夺走我阳光的黑影——是我唯一的折磨。
也正是在写日记的同时，她们萌生了“当作家”的念头，报了函授创意写作课程，各自写起小说。June 的故事多以美国加州马里布为背景，其中《Pepsi-Cola Addict》写一名高中“英雄”被老师引诱，后来进了教养院，又遭一名同性恋狱警的恐吓与折磨。Jennifer 则写了《The Pugilist》《Discomania》《The Taxi-Driver’s Son》，另外还有广播剧《Postman and Postwoman》和一些短篇。但这些作品并未在文学圈掀起波澜，几乎无人问津。
失落之后，生活开始滑向更危险的方向。她们从小偷小摸到情绪失控，甚至互相掐脖子；后来还纵火烧毁了一栋建筑，终于因纵火罪走上法庭。法官认为她们存在严重的社会适应障碍，裁定将她们送入高安全级别的精神医疗机构。于是，她们被送往布罗德穆尔医院（Broadmoor Hospital），一住就是14年。此案后来被记者 Marjorie Wallace 在《星期日泰晤士报》报道，才逐渐被更多人知晓。
在医院里，她们的行为依旧让人摸不着头绪：她们轮流进食——今天一个人暴食，另一个人几乎不吃；明天再对调。院方把她们安排在走廊两端的不同房间，尽量减少接触，但护士却常发现两人以同样怪异的姿势僵在那里，像被同一根线牵着。
更令人不安的是，她们在住院期间达成了一种“约定”：为了让其中一人能够过上正常生活，必须有一个人死去。反复谈论之后，她们决定由 Jennifer 来“承担”。1993年3月，医生安排将她们转往卡斯韦尔诊所（Caswell Clinic）。转院前，Marjorie Wallace 再次来访。喝茶间，Jennifer 突然平静地说：Marjorie，Marjorie，我必须得死。Wallace 问原因，她只淡淡回一句：因为我们决定了。
去卡斯韦尔诊所的路上，Jennifer 把头枕在 June 的腿上睡着，眼睛却一直半睁着。抵达后，她对呼叫没有反应，被医生宣布死亡。事后鉴定为心脏突发性致命炎症；尸检未发现药物或毒物，因此她的死亡原因至今仍带着疑团。
Jennifer 去世后，June 说自己终于“自由了”，并坚称妹妹是为她付出了生命。在死因调查中，June 提到 Jennifer 在转院前几天就显得不对劲，说话含糊、状态奇怪，她们当时甚至隐约觉得“她快不行了”。Wallace 后来再探望时，June 说：我终于自由了、解脱了，Jennifer 终于为我放弃了自己的生命。
更诡异的是，妹妹死后，June 似乎真的开始回到人群：她能与人自然交谈，不再需要精神科持续监护，也逐渐被社区重新接纳。如今她住在西威尔士，离父母不远，过着安静的生活。
Jennifer 的墓碑上刻着一首诗，出自 June 之手：我们曾是两人 / 两人成一 / 如今不再是两人 / 此生合而为一 / 安息吧。
外人终究很难真正进入 Gibbons 双胞胎那套隐秘世界，但 Jennifer 日记里的一段话，仍能让人窥见她们共同的厌憎与纠缠：在彼此眼中，我们成了致命的敌人。我们感觉有令人烦躁的致命射线从身体里射出，刺痛对方的皮肤。我对自己说，我能摆脱自己的影子吗？不可能还是可能？没有影子，我会死吗？没有影子，我会获得生命、获得自由，还是被遗弃等死？没有影子——我把它视作一张充满痛苦、欺骗与谋杀的面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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